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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訴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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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訴訟中法律援助制度的價值探討

        摘要:現今將刑事辯護率作為一個國家司法文明的重要標志,已得到了各國的普遍認可。法律援助制度與刑事辯護率的提升密切相關,在刑事訴訟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隨著司法改革中刑事辯護“全覆蓋”目標的提出,法律援助制度的內涵得到了進一步的豐富,在保障人權、維護司法權威、促進法治進步的同時,也大力推動了以審判主義為中心的訴訟模式的發展。但要使其價值得到真正實現,必然要采取一定的保障措施。
     
        關鍵詞:刑事辯護;法律援助;人權保護;訴訟模式;保障
     
        人權是我國憲法規定的公民最基本的權利,值得強調的是,不僅要保護守法公民的人權,對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同樣要進行保護,而且由于他們的人權易受侵犯的現實,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權的保護成為刑事訴訟中人權保護的核心。法律援助是指由政府設立的法律援助機構組織法律援助的律師,對因經濟困難及其他因素而難以通過通常意義上的法律救濟手段保障自身基本社會權利的社會弱者,減免收費提供法律幫助的一項法律保障制度,具有公益性特點。其中又具體規定了當事人可以自己申請的情形與司法機關應當強制指定法律援助律師的情形。法律援助的建立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保護自己的合法權利提供了制度保障與實現途徑。不管是在個案中還是整體的刑事法制中,不管是在道德層面還是法制層面,都具有很高的價值。自實施以來至今,這一制度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順應著社會發展不斷做出新的調整,不斷擴大適用范圍與保護范圍,推動刑事辯護率的提高,在刑事訴訟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一、我國刑事辯護與法律援助的現狀與發展
     
        當下來看,我國刑事案件數量依舊十分龐大,但刑事辯護率卻一直低迷,根據有關學者的粗略統計,刑事辯護率大約只達30%左右,從中反映出公眾并不能很好地認識到律師在訴訟中的地位與作用,本應是“必需品”的律師成為了很多人思維中的“奢侈品”,主要包含了“無力委托”和“何必委托”兩種情況。法律援助的實施有針對性的對刑事辯護率的提升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上述兩種情況日益減少。尤其是一些死刑案件,當事人知曉自己行為的惡劣性已經不能再通過罰金刑和自由刑等手段來解決,便會放棄尋求律師辯護,法律援助為這種情形規定了強制辯護,使其合法應享有的人權得以實現。盡管如此,這種提升作用的力度仍不能滿足社會發展對法治進步的要求,因此我國在實踐中不斷對其進行修改與創新,積極探索有中國特色的法律援助制度。
     
        隨著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以及法治理論的深入,法律援助進行了兩次較大的發展與改革,使其在訴訟中的作用發揮的更加淋漓盡致。第一次完善是將應當適用的對象在盲人或者聾啞人,未成年人,可能被判處死刑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基礎上新增了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適用階段由原來的審判階段提前到了偵查階段。這次的改革本身就極大的體現出了我國人權保護的更深層次的落實與我國法治的進步。第二次大的變動就是值班律師制度的出臺與刑事辯護“全覆蓋”目標的提出,使法律援助制度的內涵得到了擴展,從原來單一的辯護律師制度轉變為現今的值班律師與辯護律師既相區分又相銜接的多層次援助體系,為刑事辯護“全覆蓋”的實現提供了法制保障。
     
        二、法律援助的價值分析
     
        價值,簡言之就是一個對象對主體所具有的積極作用。根據事物不斷發展與普遍聯系的理論,我們可以知曉一事物的價值并不是局限于某一方面的,而是體現于所能涉及的方方面面。法律援助制度的實施在不斷發展與不斷創新中迸發出新活力,既有助于個案公正,又能促進法治進程,既符合道德要求,又完善了法制體制,是維護法律權威、保護人權不可或缺的法制利劍。其出發點與落腳點都是緊緊圍繞著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要求。具體價值主要展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響應憲法,保障人權
     
        我國刑事訴訟中全面規定了應當適用法律援助的情形與可以適用的情形,當犯罪嫌疑人是盲人、聾啞人、未成年人、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以及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的人時,為應當適用的情形。這樣的區分是根據在控辯中辯方對辯護的緊迫性來劃分的,有一定的科學性。我們要明確的是,并不是沒有律師辯護就會使偵查、審判有偏頗,法官依舊會秉持中立原則不偏不倚地進行裁判,偵察機關依舊會認真履行自己的法律職責去進行偵查,但是有精通法律與程序的律師做辯護人的話可以為當事人爭取更多的合法權益,這些權益可能是當事人自己并不知曉的。當犯罪嫌疑是上述所列舉的人時,他們或是有障礙或者是法益將會嚴重受損,此時他們對專業辯護的需求是不言而喻的。遇有此種情況的當事人大多自己都會主動委托律師,但是不排除經濟困窘、心理認知狹隘等諸多因素的限制而放棄尋求律師,主要是上面提到過的“無力委托”和“何必委托”兩種情況的出現,法律援助此時便是一種保底制度,完美體現其“援助”二字的含義,將保護人權做到全面系統,有力的體現憲法的精神。
     
        (二)為刑事辯護“全覆蓋”助力
     
        刑事辯護率與一個國家的司法文明程度密不可分,達成刑事辯護“全覆蓋”是我們2017年司法改革在刑事訴訟領域提出的新目標。我們目前的現狀與“全覆蓋”的目標還相差甚遠,因此法律建立了值班律師制度為其保駕護航。值班律師制度是指法律援助機構在法院、看守所派駐值班律師,為沒有辯護人的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提供法律幫助,并明確公檢法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權獲得這種幫助。值班律師雖然并不提供出庭辯護的服務,但法律明確規定了出現符合法律援助的情形后,值班律師應引導當事人申請法律援助。這一制度與辯護律師援助構成廣義的法律援助制度,使原有的單一模式變得多層次,而且兩者之間的完美銜接做到了使不同情況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獲得與之情況相對應的幫助,大大提升法律援助的適用與實際效用的發揮。其理論價值向實際價值的轉變又邁出一大步。使刑事辯護“全覆蓋”有了法律支撐,并在實施中無形的向人們傳達了律師存在的重要性和接受專業法律幫助的意義。
     
        (三)增強控辯之間的對抗性,加速了向以審判主義為中心訴訟模式的轉變
     
        以審判主義為中心的訴訟模式強調控辯雙方的對抗,法官的權利在其中受到一定的限制,由雙方當事人積極推動訴訟的進程。這種推動力由雙方強烈的對抗性來實現?,F今我國正處于從偵查主義為中心的訴訟模式向以審判主義為中心的訴訟模式轉變的階段,為了實現這一轉變,其中有一項要做的就是增強控辯雙方的對抗性。由于代表公權力的控方與作為公民的辯方實力懸殊,因此其中的對抗性難免缺乏。法律援助制度由之前的被告人單槍匹馬面對公權力到與援助辯護律師共同為其合法權益而抗辯無疑是增強了辯方的力量,通過縮小兩者之間懸殊的實力差距,從而達到了增強對抗的目的。刑事訴訟階段中,有很多事項中明確規定了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律師提出要求的,應當聽取,辯護制度在增強了對抗性的同時也實現了對公權力的制約,而值班律師制度的建立,很大的提高了刑事辯護的覆蓋率,是加強對抗與實現制約的有力結合,是我們在轉變過程中的一味加速劑。
     
        (四)維護法律權威,促進司法公正
     
        刑事犯罪侵犯法益的重大性決定了行為人受到的刑事處罰也必定具有嚴厲性,刑罰中關于剝奪人身自由權、生命權的規定是國家運用公權力對社會秩序與安全進行管理的體現,這種權力只能由國家來行使。因此訴訟雙方中一方是代表國家公權力的公訴機關,另一方是被追訴的自然人或是單位,顯然雙方地位不平等的情形是難以避免的。同時中立地位的法官也是國家司法權的代表,整個訴訟會使公眾產生強弱對抗中對弱者不公的思維,要想維護司法的權威,增大人們對審判結果的信服力,必然要增強辯方力量,對被告方合法權益予以充分保護,賦予其不受非法理由剝奪的辯護權利。法律援助律師代理被告人進行辯護,就是以法律制度來保障控辯雙方的力量不過于懸殊,使審判具有一定的對抗性,從而很好的維護了司法權威。法率援助律師以其專業知識與經驗在訴訟過程中為嫌疑人或被告人爭取到最大化的合法利益,在人權不被侵犯的狀態下對每一案件進行審判,做到了維護個案公正與促進整體的司法公正進步相結合。
     
        (五)法律援助的道德價值
     
        法律與道德之間從不是相互對抗的,兩者相互補充,相互影響,共同構建人類社會的行為體系與價值標準,法律是最低的道德保障,道德也影響著法律制度的變革。法律援助的建立是保護人權的法制體現和幫扶貧弱的道德內在要求。
     
        首先,法律援助符合我國扶助貧弱的傳統道德文化的思想,五千年的歷史文化沉淀,那些助人為樂、扶助貧弱的道德觀念并未被摒棄,而是在中華民族整個發展中依舊熠熠生輝,時刻影響著公民的思想、行為與國家法制建設。法律援助為那些經濟困窘與自身弱勢的違法行為人提供專業法律知識的援助,滿足我們國家和每個公民的道德認知,具有一定的道德價值。其次,法律援助符合社會主義職業道德的要求。社會主義職業道德要求每個人努力做好自己工作同時,要盡己所能回饋社會,具有職業奉獻精神,在從自己的職業獲得回報的同時,向社會履行一定的義務。法律援助正是融合了這種思想,使律師在自己職業領域內通過法律援助機構以不收或少收訴訟費的方式向社會做出一定奉獻,這是法律援助律師制度公益性的本質內涵,亦是社會主義職業道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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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法律援助價值的實現
     
        法律援助價值的實現離不開它的實施,在法律援助的實施過程中,我們有一定的收獲,也從中發現了一些不足。一方面,法律援助質量還有待提高,我們的目的并不是使其流于形式,而是要在訴訟中發揮實際作用,使它的價值得到真正的發揮。另一方面,專項經費不足,法律援助的公益性質來源于對當事人主張免收或少收訴訟費,因此法律援助機構最主要的資金來源就是財政撥款、相關組織的會費、公眾捐助等,資金是任何組織、企業想要繼續存在下去不可或缺的,因此經費的短缺也對該制度的價值發揮起了一定的限制作用。
     
        如上所述,法律援助在刑事審判中具有很多不可忽視的價值,也有一些不足之處,想要使這些價值在實際中發揮應有的作用,還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予以保障。從制度層面看,應隨著現實情況的變動對其做相應的調整,使其制度本身具有先進性。從經濟角度來看,各項資金應及時到位,避免出現專項經費不足的窘境,在政府撥款的同時,也應號召有能力的企業與個人為社會做貢獻,可以給予其一定的榮譽作為回報。從專業知識層面,法律援助機構應積極組織法律援助律師進行培訓,增強其專業知識與服務意識,推動辯護質量的提升,最終使法律援助的價值得到最大程度的實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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